• 南方科技大學是由中國廣東省領導和管理、深圳市舉全市之力創建的一所公辦創新型大學,目標是迅速建成國際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成中國重大科學技術研究與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

    南方科技大學以學分制、導師制、書院制為基礎,以人才培養的個性化、小班化、國際化為特色,通過為一流的人才培養體系,培養人格健全、基礎扎實、能力突出、具有國際視野、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素質人才。

    南科大已初步建成國際交流的平臺,與國際知名大學在人才培養、教學科研等方面達成合作協議,為學生開展境外交流學習。同時,學校積極與內地的多個機構開展全方位合作。

    南方科技大學本科招生采用基于高考的綜合評價錄取模式,即高考成績占60%,我校自主組織的能力測試成績占30%(其中面談成績為5%),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占10%,按考生“631”綜合成績排名從高到低錄取。綜合評價錄取模式由我校在2012年率先實施。

    南科大教育基金會由理事會、監事會、秘書處組成。理事會是基金會的最高權力機構;監事會負責檢查財務和會計資料,監督理事會遵守法律和章程的情況;秘書處是基金會常設辦事機構,在理事會領導下負責基金會的日常工作。

    學校黨委切實履行黨建工作職責,不斷強化班子建設和基層黨組織建設,充分發揮好黨委對學校各項工作的核心統領作用和各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切實開展組織統戰和黨風廉政建設各項工作。學校高度重視群團組織建設,充分調動全體師生員工積極性,維護教職工的合法權益,推進學校民主管理,促進學校健康發展,全力營造齊心協力、團結向上、奮發有為的干事創業氛圍。

    南科大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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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科大聚焦

    知識分子 | 南科大想辦怎樣的文科教育?

    2018-10-22 南科大聚焦

     


    來源:知識分子 時間:2018年10月22日 記者:蔣海宇

            2018年10月12日,在“機遇與挑戰: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學的文科建設高峰論壇”上,南方科技大學校長陳十一表示,一流的大學離不開一流的文科教育。

            “南科大是一所新學校,自然也就沒有其他大學擁有的人文傳統。我們的人文教育也不可能做得很大很全,像北大,復旦,人大那樣完備。”10月12日上午,南方科技大學校長陳十一誠懇地說。

            這是在深圳舉行的“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學的文科建設高峰論壇”現場,來自世界各地的百余名教育專家正在探討如何在理工科大學辦文科教育。對南科大這個成立僅七年的年輕高校來說,此次會議更多是其展示近年文科建設,宣傳其文科發展方向的機會。

            陳十一知道南科大面臨的挑戰,于是請原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躍紅負責南科大人文科學中心的建設。

            陳躍紅贊同陳十一的思路,也基本明確南科大要走的路徑:“小而精的跨學科科技人文研究方向和為本科生提供一流的通識教育”。

    陳躍紅(圖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兼組織委員主任。在北大學習工作28年,曾經擔任過北大中文系主任(2012-2016),北大校務委員。現任南方科技大學講席教授,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人文科學中心主任。圖片來源:知識分子

            會議間隙,我采訪到陳躍紅教授,希望聽聽他對人文教育的理解。陳躍紅認為,今天看來理所當然的文理間的界限,實際上只是近代以來的人為分割,對于人的知識結構來講,只有一種被稱為“知識”的整體,而沒有截然的文理之分。同時,陳躍紅批評了文科中存在的“學科孤島”現象,提出只有推動文、理、工之間的相互嵌合才能解決這一弊端。最后,陳躍紅說,人文教育不僅是為了提高素質、修養,文化本身也具備資本和生產力要素的功能。

            此次訪談擬展現南科大人文教育的思路,但該思路在什么程度上能轉化為現實是另一問題。據悉,典型的南科大學生會在四年間修150學分,但人文社科課程僅占十幾個學分 —— 這和一流通識教育相差甚遠(同樣是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要求四年32-36門課中,至少8門課是人文社科課程)。同時,南科大的文理嵌合項目更多集中于研究而非教學,那么南科大能否培養出陳躍紅期盼的文理綜合創新人才?目前來看,還需觀察。

     

    中國緣何輕視人文?

            《知識分子》: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大學輕視人文教育,重視理工科教育,這是為什么?

            陳躍紅:這個問題過去大半個世紀比較嚴重,不過現在已經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重視,為何如此呢?因為自上世紀以來,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解決國家現代化的命題,而現代化的第一步就是解決吃飯的問題,要建立物質文明。

            建立物質文明,就必須要依賴理工科。1949年以來,中國大學教育開始學習“蘇聯模式”,進行院系調整,將大學專業化、學院化,把綜合性大學分解。但是,我們也不能把中國大學多年來偏理工的趨勢,全部歸結為“蘇聯模式”和一時的決策沖動。你必須要問:蘇聯模式為何受到追捧?

            答案首先還是,因為中國有需求。近代,尤其晚清以來,中國積貧積弱,急于擺脫困局。幾代中國人都在爭論如何從器物方面接受西方,從體制方面接受西方,從文化方面接受西方。爭論很多,但所有討論,都擋不住吃飯的需求。晚清到民國的中國,早已是民不聊生。戰亂之后,國家最大的需求,就是解決吃飯,而解決吃飯的核心,就是工業化。從上世紀到現在,工業化的需求都一直存在,教育體制自然也必然跟著轉,所以中國高等教育重理工醫農等應用學科,也是無奈的選擇,同時也就會有意無意的忽略或者一定程度上輕視文科,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不錯,到了80年代,人文曾經一度大熱,今天的人們常常回憶80年代的人文興盛。那是個好時代,但并不是說80年代,作為人文、思想的黃金時代,就是天經地義的和唯一的潮流,事實上,當時中國的基本需求,仍是工業化和現代化。一邊是我們人文學界說得熱鬧,而理工科一度也還是做得很熱鬧的,只是在面對了初期雙軌制和市場經濟后,理工科才一度陷入困惑,才會有了“做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狀況。

            《知識分子》:人文學科為什么會在1980年代興起,并極快地衰落?

            陳躍紅:談不上衰落,不過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科的邊緣化確是事實。80年代的人文興盛,源于國門初開卻也還沒真正完全打開,而是部分的開窗透氣。得風氣信息之先的文科學者敏感興奮,于是有很多討論。而真正國門更大的打開是在鄧小平南巡以后,中國真正開始下決心走市場經濟。90年代以后,循開放和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模式,走現代化之路,逐步成為國家和民眾的共識,外來資本和技術開始成規模地涌進中國。

            一同涌進來的,還有與經濟發展相關的社會科學,譬如經濟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在90年代以前并不興盛,甚至弱小,北大的中國經濟中心和光華管理學院都是1994年前后才成立的,其他的大學就不用說了。為什么這些學科在90年代一下興盛起來? 說穿了還是內在的需求。大批的人才,也包括學文的人才,都在往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和管理院系跑,擋都擋不住。所以說,這一時期開始的文科邊緣化,主要已經不是理工科優先發展的原因,理工科在上世紀90年代自顧不暇,受到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管理學的擠壓,從那時開始一直到近年,多數高考狀元幾乎都去了經濟管理院系,沒有那個大學能夠擋住這一局面。

            所以,社會發展的潮流和教育發展趨勢,還是逃不掉馬克思最基本的判斷: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發展也必然決定高等教育科系的發展。這個時期,人文學科前所未有的面臨著雙重壓力:一個是工業優先的壓力,一個是管理優先的壓力。這這雙重壓力之下,人文學科雖有80年代的一度興盛,卻在90年代無可奈何地走向了邊緣,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今天,因為最優秀的人才、最好的師資、最大規模的學科建設,以及最好的教育投資,都因為社會就業的熱門需求和個人發展的欲望,自然而然地奔向了經濟管理以及一些就業發展最有前途的理工科,譬如計算機,應用數學等。

            《知識分子》:我們現在有新的需求了嗎?

            陳躍紅:現在經過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經濟水準上了一個很高的臺階,生產力水平也達到了世界中等水平。但是,更重要的問題卻開始出現,即對創新的需求——當下我們不僅想要跟跑、并跑,還要想領跑。這時突然意識到,過去的專業學院和文理分科模式,雖然一定程度上適合于短平快的培養應用型人才,適合追隨、模仿、學習的產業發展和一般應用科學的人才需求。但是現在突然發現,幾十年的教育模式完全沒有文理交叉互通,沒有真正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互滲,當然也就無法成規模地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而具有世界前沿科學原創能力的科學家更是少之又少了。

            其實,就此而言,中國前幾十年不出諾貝爾獎,應該說太正常了。諾貝爾獎是基礎創新獎,這個獎與解決溫飽的短期急迫需求關系不大,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我們以前沒這個基礎創新的迫切需求。但是現在不行了,沒有核心競爭力,我們的高水平發展就會受制于人。眼下我們希望能從傳統工業發展到新工業,從傳統工科發展到智能時代的新工科,并進入引領時代的原創核心技術和大科學發展階段,但是,能夠做這些工作的人才在哪里?我們發現,人才隊伍縱然龐大,但實際上沒有多少擁有這樣知識和能力結構去做真正創新的工作。

     

    文科必須走出“學術孤島”

            《知識分子》:文科教育可以給工業帶來創新的能力?

            陳躍紅:中國的文科教育和隊伍狀況如何?是否具備參與到這種文理交叉嵌合的學科潮流中去的能力,也還是要打個問號。幾十年來我們的教育從中學開始就文理分家,到了大學更嚴重。當現在我們需要創新人才的時候,才發現人才的知識和能力結構必須得文理兼備,可是,能夠幫助打通文理的文科人才和教師在哪里呢?

            我們不禁要問,文理打通難道僅僅是理工科的人必須要普及人文通識知識嗎?像我這種人,在文科呆久了,就會明顯感受到,搞人文的學者當中有這樣一類普遍現象,那就是他們除了中學學的那一點兒數理化外,幾乎沒有多少當代自然科學和工科的知識。有人經常說,理工科的人要有人文的知識和素養。我們這里不妨反過來問一問:今天我們這些人文學者,人文的學科隊伍,有理工科的知識和素養嗎?顯然,絕大多數是沒有的。而你沒有理工科的知識和素養,你又如何去參與交叉整合,去對理工科的狀況發表切中要害的分析判斷呢?

            我感覺文科現在的這種邊緣化和自我封閉,其實已經相當嚴重,這不是學者個人的問題,而是過去的教育體制造成。我在北大待了28年,從學習到工作,然后做了幾年中文系系主任,校務委員啥的,發現文科學者跟校內理工科學者,除了做管理工作的領導們偶爾一起開個會,基本沒有交流,近乎老死不相往來。我們都在各自圈子里做自己的教學研究而自得其樂,看似熱鬧整體的校園,久而久之早已形成校園內部一座座相當封閉的“學科孤島”。

            《知識分子》:就西方科學史來說,文科和理科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

            陳躍紅:歷史地看,就是這樣。如果我們讀科學史的著作,你會發現歷史上大多數時候,文理并不是人們認為的那么對立,而且文理關系實際上也是逐漸相互轉化的。在古希臘時代,他們把一些知識定義成“無用之用”, “無用之用”今天常常是用來形容文科,譬如哲學,美學,文學等,但古希臘時代的無用之用,恰恰包括當時的幾何學,數學等。而被認為是有用知識的,恰恰是修辭學,演講術和詩學等今天所謂的文科。這是不是很有意思!

            到了文藝復興時代,文理的關系同樣也看不出分裂。達芬奇就既是工程師又是藝術家,這不是個別現象,文藝復興時期的很多巨人,他們的知識都是綜合的。要注意,說他們知識綜合,也只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在那個時候,就只有所謂“知識本身”。

            想想看,古代有文理之分嗎?沒有。文藝復興有文理之分嗎?沒有。啟蒙時代有文理之分嗎?沒有。你去讀關于傳教士進入中國的著述,就會發現,當時的法國,意大利等派傳教士到中國來傳教,你以為他們就是純粹宗教學者嗎?不是,其實他們大多數同時是航海家、數學家,醫生,畫家,鐘表匠和天文學家。都是些相關學科的多面手。我們中國今天的現代數學,醫學,天文學,建筑學,語言學發展史等等,后面常常有傳教士的影子。

            那么這里就要問了,文理之間真的就涇渭分明嗎?顯然不是。說穿了,文理分科只不過是近代國家發展的階段性的需求和策略。客觀地講,理想的“知識”從來都是一個完整而系統的結構。

            《知識分子》:那么我們現在該如何打破您所說的“學科孤島”?

            陳躍紅:“學科孤島”的現象,根源自文理硬性分家,而在當下,有理工科的原因,也有文科自己的原因,各自固守,形成無形的鄙視鏈。當然,歸根結底還是過去的需求逐漸造成,但我相信,將來也會因為需求而回歸本位。作為一個文科學者,我來到南方科技大學這樣的以理工科為主的大學參與建設文科,就不時提醒自己,不能滿足于只是守住自己的堡壘,更不要隨意走到理工科的大樓前指手畫腳地評論,如果只是看看外殼就形而上地發議論,搞不好就會鬧笑話,因為理工科的內部是什么?我們幾乎不了解。

            譬如現在流行人工智能,其涉及的倫理,法律等問題,可是讓人文社科學者逮住了一個好話題。但是你一個文科學者,不能單憑知道有一個阿爾法狗、阿爾法元下棋好,超過人類,富士康和京東的機器人會多快好省地做許多事情,就宣稱人類將來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危機,很多人會失業。我想,你必須先了解一下算法的歷史和近年來的突破,了解諸如生成對抗算法,語音圖像識別技術,5G網絡的進步等,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再結合案例切入分析。你要研究人工智能的倫理、隱私、法律、道德、意義等不能站在外面,只看表面現象就來主觀想象評論人家,你要走進去。

            很大程度上,文科現在基本的情況,就是站在技術和科學的邊緣,在一堆黑箱旁邊發了一些不著邊際的議論,你覺得有意思嗎?弄不好就會白費功夫鬧笑話。

             譬如在4G時代,無人駕駛系統的反應是比較慢,于是就會產生一個關于車禍事故的倫理問題,所謂當要撞車撞人時,無人駕駛汽車是救車里的人,還是救車外的人?這是一個技術與倫理的難題。但華為的技術專家來南科大做講座時就告訴我,真到了成熟的5G時代,這個問題就基本不會存在,因為5G時代所有傳感器和網絡的反應速度,是以很短的毫秒計算。哪怕汽車距離撞上的物體很近了,汽車也來得及反應,從容地解決問題,比人快的多。

            于是,你原先當做終極關懷來研究的倫理問題就因此迅速成了偽命題。假定我們的倫理學者不學習一點人工智能和網絡的最新知識,還稀里糊涂地發表一堆文章來討論這個問題,你覺得有意思嗎?其實假如你真了解人工智能以后,你會發現,對人工智能“過程倫理”的研究,遠比當下大家熱衷關注的人工智能“終極倫理”更重要得多。

            《知識分子》:什么是過程倫理?

            陳躍紅:過程倫理就是提醒倫理學學者不要去做終極預言家,這種關于未來的倫理判斷,當下是無法論證的,最后結果的論證也渺渺無期,而是要帶著你的倫理知識和對技術的深刻理解,參與到技術發展的過程中,幫助和促使它往良性方向發展。

            還是拿人工智能舉例:不必宏觀、抽象地說幾十年后人類會遭遇什么,最好立足當下,談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的具體問題更好。譬如語音和圖形圖像識別技術的應用,其在便利社會管理的同時可能帶來的隱私侵犯和人性破壞。又比如算法為王和大數據的大規模利用,會不會產生算法通吃和數據的資本化趨勢以及后果?即使是從審美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無人機技術應用到快遞行業,一旦空前大規模使用,想象一下,幾十萬臺無人機在城市的上空橫沖直撞的奔向千家萬戶的陽臺,會是一種理想的都市生活場景嗎?

            《知識分子》:南科大在文理科嵌合方面有哪些嘗試?

            陳躍紅:剛才提到的“過程倫理”研究,就是我們計算人文學研究中心目前的研究方向之一。我們希望能通過這些研究,促進建立有關人工智能的人文、法律和倫理的規訓體制,并推動技術進步過程中的人文價值和意義關懷。

            除此之外,南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的語音實驗室,開始嘗試建立一個大型警用方言語音數據庫,可以用來幫助判斷嫌疑人的方言歸屬,協助破案。你可能會以為語言學里的方言研究很偏僻、不實用,其實不然。

            我們還在探索另一個問題:科學和幻想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科學與人類的想象力之間是什么關系?三百年前的科幻,一、兩百年之后也許都不能變成科學技術現實,可是今天劉慈欣寫一套《三體》,才不到十年,探測引力波、量子信息技術都變成了科學研究面臨突破的重大項目選擇。文學和科學最好的結合也許就是科幻研究,研究科幻不僅僅是為了寫出科幻作品,還要研究人類想象力的深度和廣度。所以我們成立了科學與人類想象力研究中心,希望找到科學和想象之間的最佳結合方式。我們還關注空間結構方式和傳播方式的改變對于學習認知以及創新的影響,于是成立了空間與媒體實驗室。今后還會根據情況陸續建立一些有意思的學科嵌合機構。

            目前,南科大人文科學中心引進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專任講師中,具有人文加社科,人文加理工學歷背景的超過一半。比如我自己,原來最早學的是地質勘探。中心教科幻寫作的劉洋,是物理學博士,卻又是科幻作家,而來自哈佛設計學院畢業的唐克揚教授,學過精密儀器鑄造,在北大學過比較文學,在芝加哥學過中國古代美術等。

     

    人文也是資本

            《知識分子》:我們還觀察到一個現象,就是很多人會認為文科沒有實用價值。您怎么看?

            陳躍紅:我認為這個觀點是很片面的。在這個時代,人文除了具有精神和素質的培育功能,同時也是資本和生產力要素。

            一個產品值10元錢;變身一個商品的屬性,能賣20塊錢;提升它的質量,可以賣一百塊錢;變成名牌值兩千塊;做成一個國際大牌,就能賣1萬塊錢;但要是擱久了拿出來,就成了文物,價值可能會更大。人文文化在其中的分量有多重,可以說不言自明。中國文人說文物無價,韓國和日本人卻喜歡稱之為文化財,動輒就賣幾千萬。在現代社會,商品的價格與文化價值關系密切,在基本溫飽之后,我們消費的更多是精神,是感覺,而不是物質本身,你能說文化不是資本和生產力要素嗎?

            《哈利·波特》今天的產值是多少?從小說,到動漫,電影,電視劇,網游等一系列產品,究竟值多少錢,說不好,但是我們知道它拍成的多部電影,每一部都有好幾個億的票房,那該是多少工廠的產值?人文是不是生產力?愛爾蘭人會跳一種特別的踢踏舞,不用身體也不用手,只跺腳。他們的大河舞團,幾十個人到全世界的舞臺上跺腳,但是跺得整齊,跺得有愛爾蘭風格。他們一年也給自己賺不少錢。還不必說英文教育,莎士比亞給英國賺了多少英鎊。我認為,大學的人文教育,不能簡單地就理解成素質教育,也不能理解成只是為了提升人的精神素質。尤其是在這個人工智能和智能數字生活的時代,它往往也是重要的生產力要素,一種時代的資本。蘋果手機贏了諾基亞手機,未必就全是技術的勝利,我覺得喬布斯很大程度上就沒把手機當手機來設計,而是當做成人的玩具和時尚消費品來做的;華為手機,小米手機的異軍突起,更多的是讓它變成時尚,便利,好玩,有趣的精神文化產品,若不是這樣,給一部手機裝上一個彩色,一個黑白的兩個萊卡鏡頭,就實用而言,有這個必要嗎?產品的人文需求考量,需要人文的知識滲入和懂得人文的人才參與,也就使人文知識和能力成了重要的生產力要素。就如同布迪厄所說,它們是“文化資本”,你得好好去學習和利用! 

     

    撰文:蔣海宇 責編:陳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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